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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8-11 發布 能源民主與社區發電廠:311之後
 


                                                                                                            ◎文/王俊秀 國立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台灣綠市集協會理事長
                                                                      照片/台南大學授權使用


各國的社區發電廠
                                                                

  ◎圖/詹庚旻
 火的出現就已開始引出能源循環(energy cycle)的議題,由自主、地方、分散、小型進入他主、中央、集中、大型,再回歸自主、地方、分散、小型。
 社區發電廠(CPP:Community Power Plant)早在世界各地風起雲湧,包括舊金山社區發電合作社、肯塔基Campbellsville廢材社區發電廠、加州Community Solar Farm、遍佈各大州的小型100-1000KW水力社區發電廠。
 丹麥以減稅誘因讓社區發電公司作為平台,有十萬家庭加入成為發電者,佔該國風力發電的86%。泰國自2012年起啟動CPP運動,預計十年內讓CPP的替代能源佔25%,第一批的四座社區發電廠已開始運作,投資比例為企業20%、社區80%。巴西的監獄實施自行車發電減刑的措施,該監獄居然成為區域內最大的社區發電廠。
 日本在1970年的第64屆國會:環境國會,開啟了環境民主的契機,再結合地方自治的風潮,許多市町村透過選舉或經議會通過,宣稱為環境自治體,以環保作為市町村治理的政見或主軸,包括陸海空等各項環境議題,由負面的解決污染問題,進而正面地提升生活環境品質與促進當地環保產業,甚至連音景(環境音)也成為環境自治的議題。尤其能源危機與發展核電之後,能源民主開始在日本各地實踐,從公投反核、能源選擇消費者運動到發展再生能源,市町村主導的能源自治體與人民主導的社區發電廠陸續出現。

311福島核電廠事故


 311福島核電廠事故被定位在最高級七級的核災,20公里的緊集撤離圈,讓30萬人成為聯合國定義的環境難民,福島縣成為輻島縣,無家可歸而避難者曾多達17萬人,2017年已降至7.2萬人,其中近4萬人為縣外避難。災後該地自殺率增加10%。受災工商業7014家,其中2289家休廢業,特別是20公里圈更是100%休廢業。它所造成的社會衝擊包括:南相馬市等核電圈市町村被污名化,外地人稱為加害者,發生不幫加油、不賣東西、福島退婚潮等事情。甚至帶小朋友去遊樂區玩,知道他們來自福島地區時,還受到歧視。當時許多人自行避難,因風向關係,其避難之處正是輻射線飄散之處,當時南相馬市部份地區反而在上風處,相對安全,因隱瞞資訊,造成更多人受害,他們稱之為「看不到國家」的另一種災難,對政府的信任感大打折扣。
 另外,過去一直強調「地產地消」,核電事故之後,食育幾近破功,在地產的所有東西由於受輻射實質與印象之影響,不但無法「地消」也無法「外消」。尤其是對未來感到茫然,下一世代被迫或被勸告離開故鄉,特別是新生兒,小學生也勸告他們週六日離開,讓在地人擔心將來會成為沒有年輕人(未來)的都市。為了2020年的奧運,日本政府逐步開放居住限制區,引起關注,被稱作「犧牲體系」。


311後的重建之路

   


 2011年12月6日,日本國會正式通過成立復興廳,宣告制度性災後重建的復興之路開步走,雖然日本有關地震的防災文化(包括災害後的排隊文化)在世界上屬一屬二,但這次複合式災害(地震、海嘯、火災、核災)嚴重挑戰了原來的單項防災文化,使得救災的政府單位由傳統的災害對策委員會編組進入正式組織。
 災害廢棄物處理進度緩慢,雖然許多都市已加入處理的行列,包括東京都、靜岡縣島田市,三個重災縣的災害廢棄物約2,253萬公噸,處理不到5%。因有些廢棄物受輻射污染,處理倍加困難。
 此外,日本約有104個市町村要進行土壤除污,費用雖由中央政府負擔,卻不知道除污後的土壤要放在何處。日本環境省估計,當局要「保管」的土壤約有1,500萬至2,800萬立方公尺,設施占地面積約3至5平方公里。連福島第一核電廠(共有六部機組)前面的海底更嚴重受輻射污染,其中第四號機前的海底,在2011年11月檢測其底泥,一公斤的輻射量高達160萬貝克。東京電力居然打算用60公分厚的水泥將海底封起來,面積80公尺寬、900公尺長(7,200平方公尺的大小),等於5.5個東京巨蛋的大小。
 311福島核災之後,日本的54座核電廠陸續停機,最後二座停機時間為:柏崎刈羽6號機在2012年3月26日、泊3號在4月中。也就是說2012年4月,日本曾一度成為無核電國家。之後重啟核電廠,截至2016年時,日本有兩個核電廠運作中。2012年4月1日,日本環境省成立原子力規制局,核電廠能否再啟動,要經過這個新單位的核准。另外求償訴訟也分別啟動,福島一號核電廠5、6號機附近的雙葉町,6,987位居民於3月19日撤離,辦公室撤至琦玉市與福島市,有家歸不得,只能利用三梯次的「一時立入」活動,限時內回家拿東西。該町22戶的47位居民在2月29日向東電提出團體求償訴訟,求償4.465億日元,未來將有更多求償案。2012年3月5日,連東電股東也起來集體控告東電,求償5.5兆日元。
 日本核電廠陸續停機,卻並未發生缺電的問題,全民省電已成為日本的能源文化,預期會出現更多的能源自治體與社區發電廠。本文提供幾個具代表性的個案,作為未來台灣推動能源民主與社區發電廠之參考。

郡卷町:能源公投


 新潟縣西蒲原郡卷町為了是否興建核電廠,依據1995年6月通過的自治條例,於1996年8月4日首次實施公民投票,投票率88.3%,反對興建者佔60.9%,因此停止在該地的核電廠興建計畫。以此為契機,5年之內,更舉行了12次正式的公民投票,包括2次核電議題、2次軍事基地議題、5次產業垃圾場議題等。
 核電相關的地方自治條例,最早制定者為高知縣窪川町(1982年7月)、接著三重縣南島町(1993年2月)、宮崎縣串間市(1993年10月)、新潟縣西蒲原郡卷町(1995年6月)、三重縣紀勢町(1995年12月)、新潟縣柏崎刈羽村(2001年4月)、三重縣山海町(2001年9月)等陸續制定。依自治條例而實施公民投票者共有三案,新潟縣西蒲原郡卷町「首投」外,尚有新潟縣柏崎案(放入燃料棒)與三重縣山海町案(核電廠建立地)。其中山海町公投案的提案單位是當地的商工會,他們有感於當地的農漁業日漸衰退,因此提案公投引進核電廠,結果有效票的67.5%反對,町長依據民意打消引核提案。

立川町:風車觀光


   
 等著核電廠來敲門,倒不如自己節能或以再生能源發電,社區發電廠運動在日本各地展開社會實驗與實踐。號稱日本三大惡風之一的山形縣立川町,自1980年起率先展開能源自主運動,先以一千瓦的風機用於溫室的農業栽培,1981年再以2座五千瓦的風機來提供養豬事業的空調。1988年起,當時的竹內登內閣推出「故鄉創生一億元」計畫,立川町利用該計畫成立「風車村推進委員會」,經三重大學與足利工業大學的協助,於1993年5月設立三座町營100千瓦的風機,用於風車公園內的設施照明。在這之前的1992年4月,日本啟動了剩餘電力買取制度,因此立川町還有剩餘電力賣給東北電力公司,成為日本最早商業運轉的風機。
 1994年8月立川町主辦日本第一屆高峰會,1996年1月,更以兩座400千瓦之風機成立全日本首見的民間發電廠,同年7月,有興趣進行風力發電的市町村號召成立了「風力發電市町村推進全國協議會」,總部就在立川町。1998年3月時,該民間發電廠由町政府出資將該發電廠轉成第三部門來經營。到2011年時,該發電廠共有14座風機,發電容量達7,850千瓦。
 立川町(現已併入庄內町)地處偏鄉,號稱:前往風景名勝的通過地,卻由於風力發電而聲名大噪,2010年有7.7萬人來訪,成為另類的風車觀光。
除了發電之外,更於2003年8月起展開居民參與式的「町民節電所」社區營造運動,主打:100%使用再生能源之町,更主張:省電就是發電。由開始的100戶到現在的1423戶,第一年與2016年同月比,節省電力達到9.3%。後來許多地方學習此模式,例如山口縣周南市自2005年起推動「市民節電所」運動
 從沒聽說過因為核電廠而展開社區營造運動,但幾乎都因核電廠而展開反對運動。反之以再生能源展開社區營造運動的成功案例不在少數,前述之「風力發電市町村推進全國協議會」在2004年全盛時期有81個市町村參加,後來因為行政區域合併與2003年新能源特別措施法(自力發電價格下降),在2010年時減少成為51個。以上地區皆在偏遠地區(日本稱之為過疏地區),不是風力太強、就是企業沒有興趣進駐此地,因此由內發起的動力較強,成為社區營造的機會。接著介紹再生能源社區營造的兩個案例。

葛卷町:牛奶、美酒與綠能


   
 岩手縣葛卷町號稱「什麼都沒有之町」(新幹線、高速公路、溫泉、遊樂區、高球場、名人皆無也),本來是酪農與林業之町,後來應用牛的糞尿與林木屑作為生物發電的能源,再加上町出資轉成第三部門的風力發電廠,成為有名的「北緯40度牛奶、美酒與綠能之町」,每年竟然能夠吸引50萬名訪客蒞臨,其中30萬人是綠能見學團,曾經一年多達300團。町能夠出資,主要靠酪農產業與山葡萄酒產業支持,例如酪農業基地的畜產開發公社幫忙照顧關東地區的2000頭小母牛,直到牠們懷孕成功,每頭每日500日元,每年就有3.65億日元的安定收入。
 葛卷町將風機設於1000公尺的袖山高原與上外川高原上,分別設立3座各400千瓦與12座各1750千瓦之風機,前者自1999年的6月起開始商轉, 後者自2003年4月運轉,成為第一個高山風力發電廠,預定年度發電5600萬KWH,平均一戶年用電量為3600KWH,可提供15,556戶使用,該發電廠等於發出該町用電量的5.5倍,所賣出的電力收入,佔該町年度稅收的11%。葛卷町再生能源多樣化的設施已多達16處,因此被日本產經省評為「日本新能源百選」。此外該町藉新能源將原本廢校轉成生態學校、支持樸門農法(符合環境永續及自然生態的農法)、水車與石臼磨成麵粉之森林麵屋等。

北海道:能源消費者運動


   
 相對於前述的「自治體風車」,北海道生活俱樂部(主婦聯盟)透過北海道綠色基金所推動的「市民風車」與「市民共同發電」,特別彰顯出能源民主與能源選擇消費者運動。
 如眾所周知,生活俱樂部首先於1965年在東京成立,以共同購買運動起家,1982年在北海道成立,2010年時已擁有13,667位會員,因1986年車諾比核災之故,開始積極關心能源問題,因為在次年其所共同購買的蔬果居然被驗出輻射量。當時北海道正逢泊核電一、二號機之是否商轉議題,生活俱樂部負責道民投票運動之連署,共有103萬人支持。後來雖然在道議會上功敗垂成,卻因此決定送自己人進入議會,共有四席獲選。1996年狼又來了:泊三號機建設計畫,生活俱樂部一方面開始反對進行十萬人連署,另一方面展開能源消費者運動:省電10%的綠色發電基金運動,再以此基金成立社會企業市民共同發電廠(風力發電)。假設可以號召一萬戶參加,先期以5%為基準(400日元/月),則一年有4800萬基金,有機會設置大型風機。接著選址於幌延(核廢最終處理廠預定地)附近海邊的濱頓別町,準備興建高60公尺、990K W的風力發電機,預算2億日元。
 除了原來的省電10%綠能基金外,2000年時又號召每人50萬一口的募款活動,共有200人249口共襄盛舉,成立了「北海道市民風力發電股份有限公司」,風機於2001年3月開工,同年9月15日開業,取名為「濱風小子」,柱子下方有人民發電股東的簽名,並標誌著:這是集合大家夢想與募款所完成的風車。十年來的設備利用率為27.6%,年賣電收入為3200萬日元。每年分配給股東(出資50萬日元者)的「綠電利」為36,981日元。這種「人民發電模式」獲得不少媒體大篇幅報導,更獲得2001年《朝日新聞》的明日環境獎與環境部長獎。

日本的成功經驗 可為台灣學習


   
 2016年4月1日起,日本依法全面展開電力自由化,隔天就出現了256家新的電力公司,現已達到390家,除了當年的十家傳統電力公司,新加入戰局的有瓦斯業、石油業、通信傳播業、鐵道、地方政府、生活合作社、再生能源業。上述的生活俱樂部(主婦聯盟)也展開自然電力(風、太陽與生質能源)的共同購買運動,已成立了39處的社區發電廠,發電容量從3KW到4000KW不等。他們一樣採用合作社的方式,就像其成功的糧食共同購買運動。
 此種具有國民信託性質(一萬人每人一元,力量大於一人一萬元的一萬倍)的NPO或社會企業型的社區及公民發電廠,持續在日本各地產生,到2011年時,已累積有3800位綠能股東,集資20億日元,共有12座人民發電廠計17,770千瓦,而且每一座人民風力發電機都有綽號,充滿了讓人感動的故事與人民的力量,提升了社區參與及故鄉光榮感。
 雖然台灣號稱已進入民主與公民社會,但能源部份卻未與時俱進。一方面能源主權(99%以上)操在外國手裏。另一方面,能源民主(包括能源消費者運動)的機制付之闕如,遲遲未能產生能源公民。近年來,傳統發電廠所生產的大量「社會性」二氧化碳、核電廠致命的災變,已產生了能源瘋狂現象(Energy Democrazy)。世界各地的民間社會開始重新思考社區分散型發電、綠領(註:在各行各業中重視且達成「生物多樣化」、「環境永續」及「節能減碳」的目標,即稱為綠領)的生活方式、節電(水)文化、使用天堂來的能源(相對於來自地獄的能源)等居民參與的社區發電廠運動,企圖由能源瘋狂轉向能源民主(Energy Democracy)。
 鄰國日本在311核災之後,有更多社區與公民發電廠因能源自覺而被啟動,已有若干模式可供借鏡。台灣因應地球高峰會的能源民主趨勢,展開全球在地化(glocalized)的公民行動,以「能源社區營造」來啟動後續的公民發電廠運動。在此背景下,社區與公民發電包含了心靈發電與能源發電,應先發社會能源,再發物理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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