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文化主體性的建立 |
2025-01-17 發布 |
台灣文化主體性的建立
◎文/陳芳明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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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詹庚旻 |
陳芳明教授「文學旅路」專欄,此次為讀者介紹在1920年代台灣第一代知識分子,具有雙語的表達能力,他們接受新的現代化觀念,致力推動白話文,以加速知識的普及,努力追求文學與生活相結合,促成台灣新文學的萌芽。
每一個社會的形成,大約脫離不了族群、性別、階級三個範疇。進入1920年代的台灣,由於教育的普及,識字人口開始逐步增加。第一個世代的台灣知識分子,也在這個時刻宣告成熟。他們出生於十九世紀末期、二十世紀初期,經過將近三十年殖民文化的薰陶,同時保有母語與日語的表達能力。
他們跨越在漢人文化與日人文化之間,整個知識視野也逐漸擴張。這種優勢,使他們能夠在兩種文化之間進出無礙。漢文傳統使他們對自己的原鄉保持文化認同,而日語教育也使他們能夠對殖民者的文化持續吸收。
這個世代屬於雙語世代(Bilingual Generation),使他們在閱讀上保持優勢,知道如何尊重自己的文化傳統,一方面又可以放開心胸接受全新文化。
縱然新文化來自殖民者,卻因此才體會到一個全新的現代社會已經到來。
現代社會的開端
所謂現代社會,包括了時間觀念、衛生觀念、遵守秩序的觀念。這是海島台灣慢慢脫離漢人的傳統生活習慣,也慢慢接受現代生活的節奏感與效率感。第一位提出新文學觀念的知識分子是陳炘,他是第一位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經濟博士。陳炘在《台灣青年》發表第一篇文章「文學與職務」,特別強調文學、文化、民族是現代社會的重要特質。他認為,文學的創造力就是整個民族的創造力。這是一位了不起的知識分子,等於為後來台灣文學的發展做了強烈暗示。現代觀念一旦形成,知識分子對文學形式的要求也開始改變。他們認為傳統詩的格律與形式,已經無法與現代社會契合。如何從傳統舊詩的形式解放出來,使文學與現代生活結合起來,正是第一代知識分子努力追求的。
白話文普及加速社會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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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詹庚旻 |
1923年的《台灣民報》刊登一篇〈文化運動——新舊思想的衝突〉,相當精確點出傳統思維方式與現代社會之間的矛盾。如果要求新求變,文學的形式也必須接受徹底的改變。在日文、中文、台語之間,選擇怎樣的語言來創作文學,正是這個世代的知識分子所面臨的關鍵問題。第一位討論這個議題的作者是陳端明,他以文言文的書寫來強調白話文的重要性。舊式文人縱然無法使用現代語言,但他的思維方式已經現代化了。陳端明強調為了加速知識普及化,從而使國民培養團結的觀念就必須使用白話文。稍後另一位知識分子黃呈聰,也發表長文〈論普及白話文的新使命〉,更加彰顯白話文的重要性。他認為擁有現代文化,才能夠使人民的思想發達起來。
也在同一個時期,黃朝琴特別指出,歐美國家的文化是站在人道立場,使民權獲得伸張。他們這個世代,如果是出生在中國的話,應該就是屬於五四運動的世代。如果五四運動對台灣有任何影響的話,應該屬於兩個層面:一個是白話文的提倡,一個是五四初期文學作品的轉載。不過,陳端明主張使用白話文,並非是為了延續五四精神,而是為了國民團結的觀念。同時也是要加速現代文化的普及化,使台灣人能夠團結起來。一言以蔽之,這是台灣人與日本人之間的競賽。如果擁有自己的知識,就不至於受到殖民文化的支配。台灣人的文學一旦普及化,彼此之間就能夠凝聚共識,從而提升抵抗殖民者的力量。
使用白話文來捍衛主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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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詹庚旻 |
白話文普及化,是一種思想解放,也是一種朝向現代化的象徵。他特別提出日本的明治維新與中國的文學革命,認為國家如果要走向富強,就必須先追求文化的現代化。他點出日本人在台灣的教育制度,只是到小學程度而已。畢業後,能夠使用日文的能力相當有限。他也指出,日本人來同化台灣人,卻又不讓台灣人擁有更多知識,導致民眾的文化層次非常低落,這樣更容易控制台灣人。白話文運動,其實就是要讓台灣人的心靈與精神堅強起來。具體而言,白話文的提倡暗藏著對殖民者的抵抗。透過白話文的推廣,台灣人可以了解政治現狀,可以接觸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當台灣百姓擁有自己的知識,便更加容易建立自己的主體性,從而也能夠對抗殖民者的強勢文化,並更進一步接觸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在這樣的知識累積基礎上,才有可能與殖民者或歐美文化相互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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