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無的自然主義者 |
2025-01-20 發布 |
虛無的自然主義者
◎文/陳芳明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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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詹庚旻 |
陳芳明教授的「文學旅路」專欄,這次為讀者介紹作家龍瑛宗,他的小說〈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獲得日本改造雜誌第九屆徵文比賽佳作,殖民地作家的創作,竟然可以在東京中央文壇獲獎,是一件罕見又驕傲的榮譽;而他的小說中,處處流露台灣人渴望與日本平起平坐的心情。
龍瑛宗(1911-1999),原名劉榮宗,新竹北埔人,畢業於台北商工學校,稍後進入台灣銀行服務。1937年他的小說〈パパイヤのある街〉〈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獲得日本《改造》雜誌第九屆徵文比賽佳作,從此在台灣文壇登場。殖民地知識分子的創作,竟然可以在東京中央文壇獲獎,那是一樁稀罕又驕傲的榮譽。他的書寫足以證明,殖民地知識分子已經可以與日本作家平起平坐。
〈植有木瓜樹的小鎮〉
充滿高度苦悶與絕望
這篇小說的風格,似乎與當時寫實主義的主流差異甚大。他既未揭露資本主義的掠奪,也未表現正面積極的批判態度。他所表現出來的風格,充滿了高度的苦悶與絕望。小說的主題,圍繞在台灣知識分子的認同問題上。當時蘆溝橋事變還未發生,但是中央文壇已經開始書寫許多積極性的文學作品。龍瑛宗反而流露時代的敗北感,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逃避。
有關國族認同的議題,在他之前的台灣作家屢有所見。例如蔡秋桐、朱點人的作品,都曾經有深刻的描寫。〈植有木瓜樹的小鎮〉表現出游移不定的幽微內心,更是入木三分。小說主角陳有三到達小鎮之初,開始認識了本島人與日本人之間的種族鴻溝。在那偏僻的所在,以一排木瓜樹作為分界線,住宅乾淨整齊的那邊是日本人的領域,而空間雜亂的另一邊則屬於台灣人住處。這不僅僅是種族之間的差異,也是權力支配的一種表現。他以優雅的文筆來形容日本人住處:
走道街的入口處,右邊連翹的圍牆內,日人住宅舒暢地並排著,周圍長著很多木瓜樹,穩重的綠色大葉下,結著纍纍橢圓形的果實,被夕陽的微弱茜草色塗上異彩。
相對於這樣的描述,台灣人居住的空間就有很大差異。小說中的另一位人物,蘇德芳描述他自己的住處:
六疊塌塌米兩間,玄關兩疊寬,房租每月六圓,但你看四周被包圍,空氣流通不好,陰氣沉沉。害得小孩子常年生病。
小說內容透露
台灣人渴望與日本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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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詹庚旻 |
兩種敘述並列在一起就可彰顯出空間的權力分配。這種長期被權力支配的結果,台灣人自然而然在內心產生自卑感,他們努力改造自己的人格,希望有一天能夠與日本人平起平坐。初出社會的陳有三來到小鎮,企圖通過文官考試,以期待日後能夠躋入日本人的社會。這篇小說對於台灣人聘金制的婚姻,以及知識分子的犬儒形象,都有細緻的剖析,彷彿生為台灣人命運就永無翻身之日。他這樣描述:「這小鎮的空氣很可怕。好像腐爛的水果,青年們徬徨於絕望的泥沼中。」
小說中的另外一位人物林杏南也深沉地說出他的真實感受,他甚至還有如此的痛苦:「塞在我們眼前的黑暗的絕望時代。將如此永久下去嗎?還是如同烏托邦的和樂社會必然出現?」陳有三內心的苦悶,其實也是作者龍瑛宗的切身之痛。因為他似乎看不見自己的未來,那種書寫策略,其實是在彰顯殖民地知識分子找不到精神出口。在殖民地的作家群,龍瑛宗他的書寫方式其實也是在表達抗議。
小說人物看不到未來,小說作者也同樣看不見未來。他的想像與寄託,似乎可以與林杏南並置在一起。閱讀他的作品,等於也閱讀殖民地時代知識分子的心理結構。
相對於呂赫若的寫實主義批判,龍瑛宗應該是一種自然主義的寫法。所謂自然主義,便是把內心真實的情緒流露在他自己的作品裡。他之所以在東京文壇受到肯定,想必也是日本作家看出了殖民地文學的思想侷限,而那樣的侷限是日本作家所無法體會或到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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