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逵與〈送報伕〉 |
2025-01-20 發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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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逵與〈送報伕〉
◎文／陳芳明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講座教授
陳芳明教授的「文學旅路」專欄，這次為讀者介紹作家楊逵，他的小說《送報伕》獲得日本《文學評論》第二名：他敢於暴露階級問題，強調台灣的主體性，沒有被總督府牽著鼻子走。楊逵自稱是「人道的社會主義者」，他樂觀積極的風格，溫暖戰後的台灣文壇。
楊逵（1905-1985）原名楊貴，台南新化人。幼年時，曾經親眼看見鎮壓噍吧哖事件的日軍經過家門，稍長後，閱讀日人官方編撰的《台灣匪誌》，他才覺悟到抗日英雄如何被統治者形容為叛亂。這種知識上的啟蒙，形塑了他日後的抵抗意志。1924年，他在東京日本大學專門部攻讀文學藝術，接觸了社會主義思想，並且廣泛閱讀世界文學名著。一位傑出的文學家，大約就在這段時期奠下基礎。1927年返台時，他立即投入農民運動，從事農民組織與教育的工作。1929年，運動陣營分裂，他退出組織。就在這時，結識賴和，開啟此後的文學道路。
〈送報伕〉
大膽彰顯台灣主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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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詹庚旻 |
他的第一篇日文小說〈新聞配達伕〉（〈送報伕〉）發表於《台灣新民報》，只刊載前半部，後半部遭到查禁。這篇小說徹底表現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立場，描述日本資本家如何對台灣勞工剝削。這篇小說代表雙重思考，一個是資本家對勞工的剝削，一個是日本人對台灣人的剝削。他可能是殖民地時期最為成熟的作家，他敢於暴露階級的問題，提倡農民與工人的鬥爭策略。他也敢於彰顯台灣的主體性，而不是被總督府牽著鼻子走。他的小說裡暗藏了馬克思與列寧的革命理論，並且也主張無產階級革命。但他不是教條主義者，在創作小說時仍然以追求藝術經營為目標。
〈送報伕〉在1934年，日本的《文學評論》徵文比賽獲得第二名（第一名從缺）。在楊逵的小說中，日本殖民者／資本家與台灣被殖民者／農民工人的雙元對立非常鮮明。他往往會刻劃反面人物，包括殖民者、資本家、地主、帝國主義者的形象，都以負面的姿態出現，從而表達了他內心的敵視與鄙夷。這種正反善惡的清楚界線，為左翼文學的辯證思考立下典範。他後來又寫了短篇小說，包括：〈難產〉、〈水牛〉、〈田園小景〉、〈無醫村〉、〈鵝媽媽出嫁〉、〈萌芽〉，幾乎都是殖民地社會裡庶民生活的寫照。
文學創作之突破
敢使用不同身分寫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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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詹庚旻 |
他文學創作的突破，便是敢於使用不同身分來寫小說，而且他也勇於使用獨白體，以女性的語氣來鋪陳故事。〈萌芽〉這篇小說發表於皇民化運動臻於高峰的年代，他的抗拒與批判態度躍然紙上。小說中的女性在書信裡向獄中的丈夫表示：「台灣的文學界，最近墮落了，有許多真實地擎著日本侵略主義的提燈在露頭角。」這篇小說一方面撻伐日本軍國主義，一方面也批判台灣知識分子。他那種堅定的姿態，足以睥睨他的時代。
1944年，楊逵決定出版一本小說集《萌芽ゆる》，結果在印刷中遭到查禁，可見日本警察始終都在監視他。在1930年代的左翼文學傳統中，楊逵始終保持樂觀、積極、開朗的風格，他的批判性強烈，而且富有人道主義精神。在晚年，他曾經以「人道的社會主義者」自況。1934年，他參加台灣文藝聯盟，卻因為文學理念與領導人之一的張深切發生分歧，並在1935年退出。他與其他作家另組台灣新文學社，以《台灣新文學》為機關刊物，成為社會主義立場特別清楚的重鎮。
楊逵在戰後仍然維持原來的批判精神，卻在1949年遭到逮捕，被送往綠島。從1957到1960年，楊逵寫了許多書信給家人，這些書信後來又編成一部《綠島家書》，由他的兒子楊建所編輯。楊建在書前寫下〈一個支離破碎的家〉，現在閱讀時也讓人感到心痛。他的母親葉陶當年都在台中市賣花以維持生計，楊建也特別強調：「翻看這些家書時，第一次覺得父親的愛像陽光一樣暖熱了我的心，它們雖然含蓄，卻如此真實。」這短短的幾句話，其實也可以用來形容楊逵是如何溫暖戰後的台灣文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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