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的新詩(下) |
2025-01-22 發布 |
1930年代的新詩(下)
◎文/陳芳明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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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詹庚旻 |
陳芳明教授的「文學旅路」專欄,這次介紹1930年代詩人楊熾昌、李張瑞與陳奇雲,其中,詩人陳奇雲的詩作富有哲理,也充滿細膩情感。這些台灣詩人以日文與中文的白話文創作,但日文與中文的白話文都不是他們的母語,能勇敢達到這般文學藝術高度,實屬難能可貴。
1934年12月《台南新報》文藝欄,楊熾昌發表一首「茉莉花」,描述一位喪夫新寡的女性,充滿了哀傷的氣氛。他在詩裡完全沒有使用任何哀愁的字眼,純粹以描景手法來鋪陳內心的情緒:
夫人抬頭來了
修長睫毛泛著淡影
蒼白嘴唇沒有塗紅
結在鬢角的茉莉花
於夜裡曳引著白色清香
這段時期的新詩重鎮,竟是位於鹽分地帶的台南佳里。他們的詩風偏向寫實主義,也帶著強烈的批判精神。詩人包括郭水潭、吳新榮、王登山、王碧蕉、林精鏐、莊培初。所謂鹽分地帶的範圍,包括七股、將軍、北門的小鎮。
文學創作超越政治藩籬
殖民地文學最迷人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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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詹庚旻 |
1930年代的新詩,能夠有如此特殊的想像,幾乎可以推見詩人的想像是何等豐富。但是,必須等到戰後的1979年自費出版詩集《燃燒的臉頰》後,才在詩史上獲得肯定追認。
風車詩社的作品,可視為日據時期綻放的奇異花朵。雖然他們並不必然遵循寫實文學的主流,但也不必然相互對立。
詩社的另外一位成員李張瑞,在《台灣新文學》發表兩首詩「輓歌」、「這個家」,與左翼風格截然不同,卻也發表在楊逵主編的《台灣新文學》。左右立場的不同美學可以並置,正好說明寫實主義與現代主義的互補作用。文學創作可以超越政治藩籬,這可能是殖民地文學最迷人的時刻。
這段時間有一位詩人陳奇雲,早期參加過「南溟藝園」。1930年出版了一冊詩集《熱流》,對於詩藝的尊崇毫不遜於其他詩人。
他覺得一首詩的誕生,是一種嘔心瀝血的過程:
醞釀出詩這耗盡心力的血精
當詩的血精哇哇墜地的同時
安靜與憔悴突然牽引微弱的氣息
晃如鴉片癮者軟綿綿的身軀,
喪失彈力
在殖民地荒蕪的詩壇,陳奇雲的詩作帶來清新的氣息。詩句中,善用隱喻或轉喻的技巧,有時也能達到象徵的效果。他與鹽分地帶的詩人過從甚密,詩藝也可以與他們齊頭並進。
當他寫鄉愁時,竟然是以母親的乳香來形容。他對自己的要求甚高,希望能夠在詩與散文之間劃清界線。他形容自己的作品是「所有的形式韻律也都是自己流的。這些心臟的跳躍、血液的溫度、氣氛的潮流,才是我的詩最忠實的表現形態。」
這種美學型態放在1930年代的台灣,頗為不凡。他的詩作富於哲理,也有纖細的情感表現,看待整個世界非常溫暖。然而他是早夭的詩人,歷史並未容許他從事更多創作。
從新詩藝術成就來看,日文書寫的詩人較中文思維的詩人還高;而現代主義詩人的經營,也較寫實主義的詩人還高。尤其風車詩社在文壇登場時,對詩的形式要求已臻完美。超現實主義的詩風,如曇花一現,但是詩人所營造詩的結構、音色、節奏、想像,為台灣文學開創了全新的可能。
以非母語創作
能夠創造傑出詩藝
台灣詩人的生活空間與想像空間,事實上受到很大的限制,不像1930年代的中國詩人,或同時期的日本詩人,他們都擁有自己操作語言的能力。而殖民地台灣的詩人,他們必須借用中國白話文,或日本語言來發抒他們的想像。
這些語言從來不是他們的母語,而是透過體制教育,慢慢接受也慢慢鍛鍊。因此在評價他們的藝術成就時,不能拿來與中國或日本的詩壇來相提並論。
閱讀殖民地台灣的文學作品,需要具有同情的理解,畢竟中文或日文都不是他們的母語。在政治環境的限制下,能夠創造如此的詩藝,相當難能可貴。從這個觀點來看,他們的勇敢追求,已經把台灣新詩帶到一個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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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詹庚旻 |
1934年4月,郭水潭發表〈寫在牆上〉的短文,批評超現實的詩風是「偏愛附庸風雅的感想文作家」,完全沒有「時代心聲與心靈的悸動」。這是台灣文學史上對現代主義的最早批判,他更加指出:「在你們一窩蜂推崇那些詩的境界裡,壓根兒品嚐不出時代心聲和心靈的悸動,只能予人以一種詞藻的堆砌,幻想美學的裝潢而已。」鹽分地帶詩人與風車詩社之間的界線,由此可以窺見。
楊熾昌並不認為,一切都必須根源於現實生活中的不公體制。在抵抗意識與批判精神之外,應該還有藝術空間的存在。《風車》詩誌,在1933至1934年只發行三期而已,但在文學史上是殖民地詩人的重要嘗試,他們的作品純粹是以意象聯繫起來,構成一個象徵的世界。他們利用暗示、隱喻與比喻的手法,傳達剎那的喜悅與哀傷。對於殖民地文學而言,他們已經做了非常前衛的嘗試。畢竟人的想像有其侷限,從文學史的觀點來看,這已經是不容易的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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