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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25 發布

一場美好的冒險記蔣勳的創作教學

◎文／潘顯仁策展人
◎圖／亞洲大學現代美術館提供

　亞洲大學現代美術館舉辦《蔣勳‧美學‧創作教育–1983大度山聯展》，由美學大師蔣勳與他的15位學生藝術家共同參展。本報特別邀請策展人潘顯仁為讀者介紹在80年代解嚴後的台灣社會蛻變期，蔣勳如何建構學院美術教學體系，及培育出優秀學生走出自己的路，活躍在藝壇的成果。


	《蔣勳‧美學‧創作教育–1983大度山聯展》蔣勳與他的15位學生藝術家合影

　藝術史家恩斯特•宮布利希在《藝術的故事》一書導言的開頭，表明了他對美術歷史的觀點：「世上只有『藝術家』，而沒有『藝術』。」他試圖告訴眾人，「藝術的故事」，其實是關於「人」，及其「作品」的故事，就是架構藝術歷史的主要內容。然而，這個展覽訴說的，正是一群人在某個特定時間、空間當中，所交織的故事。故事編織的起點，是蔣勳在大度山上草創了台灣中部地區第一個大學美術科系。編織的經緯，是這群人在創作上的互動，以及數十年彼此交往的生命經驗。面對一個已既定的命題與特定關係的人際圈圍，藉由展覽所要講述的，並不是在重述他們的過去，而是在當下回望這段「過去」，對於現在的「他們」及「我們」，在教育與藝術的終極關懷上，具有何種普遍性的意義。

80年代追求現代藝術潮流


		藝術家曾永玲作品《秋》展場照片局部

　1983年，蔣勳應東海大學梅可望校長之邀，規劃創立東海大學美術系。這個新科系的誕生，剛好搭上了台灣歷史上「狂飆」的八○年代浪頭。1970年代末的中壢事件、美麗島事件，嚴重衝擊台灣島內穩定的戒嚴秩序，為八○年代的政治解放做了有利的鋪陳。台灣社會對於一元化意識形態的反彈，在1987年解嚴之後邁向了高峰，整個社會瀰漫起強烈意圖「蛻變」的躁動，而此時的台灣藝術也與社會整體氛圍形成激烈共振的集體現象。同時，八○年代也是一個經濟快速成長、國民所得提高，資金、熱錢在島內流竄的「淹腳目」年代。經濟富裕在文化發展上帶動了政府文化政策的推進與展演場館硬體的增加，1981年，設立了「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各縣市文化中心也陸續興建落成，1983年台北市立美術館開館、1988年台灣省立美術館揭幕、高雄市立美術館也在同年成立籌備處。這些政治、經濟、文化等外在條件的醞釀，讓許多年輕藝術家鬥志昂揚，他們似乎呼應著八○年代「群眾運動」的社會意象，以一種集結、串聯的行動策略，為台灣藝術尋求破口。1982年「101現代藝術群」、「笨鳥藝術群」；1983年「新思潮藝術聯盟」；1984年「台北前進者畫會」、「新粒子現代藝術群」、「新繪畫．藝術聯盟」、「華岡現代藝術協會」；1985年「第三波畫會」、「台北畫派」、「互動畫會」、「息壤」等。這些以現代藝術為標榜的團體成員中，不乏有學院剛畢業或尚在學的美術科系學生，他們多從「學院課程」之外的管道攫取資訊，以旅外藝術家及藝術雜誌所引介的歐美新興藝術思潮中學習效仿，採用新表現主義、新抽象主義、新構成、新材質、裝置藝術、行動表演……，切入台灣解嚴前後的社會現實進行諸多的藝術實驗。

蔣勳反思學院藝術侷限


		蔣勳作品《池上印象1》2016，油彩、畫布，161 x 227 cm

　蔣勳籌組東海美術系之初，台灣文化藝術剛經歷七○年代末期熱烈地文化論戰，社會外在條件也開始明顯轉變，整體形勢確實處在一個「起飛」的蓄勢階段，此時對於「藝術」及「藝術家」的想像，自然影響著蔣勳對這個以培育「藝術家」為目的的新興科系的擘畫與實踐。1978年至1979年間，蔣勳在主編《雄獅美術》雜誌時期，曾試圖以一種對當今文化、美術的整體思考，將原本以美術專業編輯走向的藝術期刊，改變成同時包含美術、攝影、戲劇、建築、舞蹈、音樂、電影等藝術領域的綜合性雜誌，並強調「唯有廣泛地增長心智各方面的能力，才可能在自己從事的專業藝術上有良好的表現條件」。基本上對於美術系課程與教學規劃，蔣勳一直延續著他在七○年代對台灣文化與藝術的思考路徑，不斷反思學院藝術訓練的侷限。

　戰後台灣的學院美術教育，從入學取才對技術層面的要求，到學院體制中以媒材「分科」的專業化訓練，往往將「創作」做知識與技能的切割，導致明顯偏向傳授學生對特定材料或技術的掌握。這種源自西方17世紀以來的學院教學系統，經由日殖時期日本教師的輾轉傳授，在台灣落地生根，以至於形成數十年不變的僵化教學體系。也由於此系統對素描技能的強調，讓大學聯考術科考試素描成績占最重比例，在考試引導教學的效應下，坊間畫室(術科補習班)及國高中美術班，紛紛發展出一套系統化的石膏像素描「標準作業程序」，讓學生得以在最短時間內有效率地習得石膏像描繪基本能力，甚至出現即使眼睛不看對象物，也能準確完成作品「寫生」的奇特現象，而這套方法原則也同樣可以套用在水彩、水墨等其他術科考試項目。如此「公式化」的基礎訓練及進入學院後的專業分工、分科體制，一直是堅信「文化不應該有明顯清楚分類」的蔣勳所反省的重點。

全方位教學開啟學生視野


		藝術家董承濂作品《過去心現在心未來心》

　初期的東海美術，破除了其他美術科系「專業性」的課程結構，嘗試以一種全方位的教學方式，開拓學生們的文化視野。蔣勳從人文素養訓練及提供學生多樣的思考空間著手，在課程規劃與個人授課方式上，盡量強化對藝術理論與歷史思考層面的要求。初始儘管受限於教育部修習學分的課程設計，但他仍在既有的中西美術史課程外，增開「中國藝術理論選讀」及「西洋藝術理論選讀」等思想理論課程，並在個人講學的過程中加入文化史、思想史，或文學、音樂、電影等不同創作領域的內容，以提供學生不同的觀點與創作思維。這種結合歷史與綜合藝術的講學方式，成為一種獨特的蔣式教學法，加上他非常有效的語言運用以及深具穿透性的聲調魅力，讓人幾乎忘記身處於課堂之中，這也成為東海美術系初期歷屆學生所津津樂道的共同記憶。創系初期蔣勳對歷史與理論思考課程的注重，也為日後東海美術系的發展定了主調，如今東海大學美術系的學生，必修中國美術史、西洋美術史、中國近代美術史、西方現代美術史各四個學分，加上藝術概論、美學，還有選修的當代藝術理論、台灣美術史等，理論與思想課程之重，在台灣其他美術科系中算是十分突出的特例。
　蔣勳對理想中的美術系擘劃與想像，與其在七○年代對重塑台灣文化造型中，對「文化傳承」的省視、思考息息相關。他試圖提供這些即將投身創作的青年學子，從多元的脈絡追溯中，去尋找屬於自己的藝術原鄉，並體認這個文化根源在個人創作發展上的重要性。除了本身擔任「中國美術史」教席，他聘請出身杭州藝專的水墨畫家吳學讓擔任水墨畫教學，也曾和楚戈、席慕蓉等人開設「文人畫」課程，延襲源自於中國的文人精神與文化傳承。
　同時，蔣勳力邀膠彩畫前輩畫家林之助到東海授課，首開國內學院膠彩畫教育先河，讓這個在戰後因意識形態一度被壓抑而低靡的日據時期美術傳承，在學院課程中重新得到銜接，直到目前，東海美術系仍是台灣藝壇延續並開展膠彩畫教學的主要系統。此外，美術系成立初期，常帶著學生遊走各地，看水里手拉坏大缸、二水螺溪石硯、埔里造紙、鹿港南管、屏東排灣族祭典…等台灣庶民造型，也成為這所新興科系對「美術」的追溯源頭。在「中國」、「台灣」的脈絡交織中，「文化傳承」透過課程設計與教學活動，展現出相當開闊的包容性以及對台灣本土的思考，這在八○年代初的學院美術體系中是絕無僅有的。

培養美學精神與人文底蘊


		藝術家陳偉毅作品《蕉林國度》2017，腰果漆、合板，120 x 160 cm

　1983年後頭幾屆的學生，常自嘲自己是「實驗班」。除了點出成立初期師生在教與學的互動中彼此摸索的尷尬外，另方面也呈現蔣勳個人在既有的藝術專業教育窠臼中，所做的冒險與特殊的藝術實踐。最明顯的表現在他「非正規」的講授方式及給學生「美術」以外的各種功課。課堂上同學被要求閱讀《沈從文自傳》、《百年孤寂》、《流浪者之歌》……，聽馬勒、巴布‧狄倫、李雙澤……，看黑澤明、小津安二郎、迪西嘉、楚浮、黃明川、侯孝賢……。在創系初期學生人數不多之際，甚至與劉其偉、楚戈、席慕蓉等老師帶著學生離開校園數日，前往墾丁、太魯閣等地體驗「外師造化，中得心源」的創作哲學。這些近乎「出格」教學方式，帶有濃厚的反學院特質，而是以一種全方位的體驗式教學，打開學生們的文化視野。儘管日後迫於體制的現實終究要回到某種教學「常軌」，但在師生一起「讀名著、聽音樂、看電影、爬大山、遊大水，訪大師」的實踐過程中，對美學精神與人文底蘊的培育，造就了東海美術獨特的系風。日後曾擔任系主任的已故藝術家倪再沁曾提及「蔣勳之後的美術系系主任，即便是各有所好，但東海美術系的風格已經有其自主的發展路徑」。


		蔣勳老師與學生魏禎宏藝術家，背景作品為《閉上眼睛》系列。

　蔣勳的個人文人特質也反映在他對「全人教育」的哲學觀點。在他的理想中「教育的重心無非是建立『人』的典範，脫離人格風範就沒有教育可言」。這個理想的實踐，在東海美術的初期師資中可見端倪。劉其偉、楚戈、席慕容、林之助、吳學讓…等人。即使部分師資並非美術學院校科班出身，但在這個以創作為導向的科系中，蔣勳看重的是每一位任教老師強韌的生命個體，以及他們各自對自己的堅持、要求、不同於凡俗體制的個性。這種透過身教的濡養方式對學生生命力的啟發，遠重要於對「術」的傳授。對出校門之後的生活與創作歷程的影響，往往比課堂上的專業講授更為深刻、悠遠。蔣勳常對學生說「在做一個藝術家之前，先做一個人」，這成為許多學生一生的重要指導。將「創作」視為一種生活的態度與方式，十足反映出一種文人精神的樣態，展現出相異於西方個人主義的個體獨特性。這點，在此次參展的學生輩藝術家中得到印證，他們絕大多數並不在當下台灣主流藝術圈中汲汲營營於自我的「藝術事業」，而是專注、執著於各自選擇的生活，並在個人生命經歷中找到完成自我的創作途徑。

藝術院校教育面臨困境


		蔣勳的學生黨若洪藝術家作品《南方聖母》 2015 油彩、纖維板 Oil on masonite　185 x 122 cm (110F)

　2017年11月，《典藏‧今藝術》雜誌舉辦了一場「兩藝校長大辯論」，在主辦單位的新聞稿中，標榜「台灣藝術史上第一場正式公開辯論會」、「台灣高等教育史上第一場大學校長之間的辯論會」、「選舉目的之外，最高政治位階公眾人物的辯論會」、「一場必然寫入藝術史、教育史、當代文化史的公開事件」等訴求作為活動宣傳的賣點，邀請了台北的兩所藝術大學校長進行一場「類政治」型態的高等藝術教育對談。辯論的內容圍繞在藝術院校畢業生的就業困境、高等藝術教育在國家政策下面對國際趨勢的因應，以及台灣藝術院校的競合關係。從這場辯論會的題綱中可看出，在當今創意經濟時代，大家對學院藝術教育下，學生「生存」與「競爭」能力的普遍焦慮。這種焦慮產生的前提，建立在對藝術教育「技職化」期待的假設上，以致諸如此類的議題將大學藝術教育的視野拉到「產業」與「政策」的層面，讓藝術人才培育順理成章地銜接到以「拼經濟」為優先的思考邏輯。

回望找到面對未來微光


	藝術家許志強接榫木器作家具作品

　每個時代都有它的困境，各年代的人們同樣面臨他們「生存」與「競爭」的難題，美術院校、系所學生的難題同樣也發生在哲學系、歷史系、數學系、物理系等其他學門。若問這社會需要什麼樣的藝術家？什麼樣的藝術？倒不如從教育的終極關懷，反問這個社會需要什麼樣的「人」、什麼樣的「生活」？若急切尋求在藝術全球化的體系下，台灣藝術如何面向世界，倒不如先問我們自己到底擁有什麼？可以發現，台灣每個年代似乎都在類似的問題中迴繞，只是時空背景的不同，挑戰程度不一。1983年，蔣勳帶著一批學生經歷了一場「美」的冒險旅程。三十年後，各自經過漫長「生存」與「競爭」的修練，重新聚首、一起畫畫。然後，再度投入各自人生的未竟之旅。參展藝術家之一的林麗玲說得真切，每當有人問他「你如何成為一位藝術家？」他總是這樣回答：「父母生給我一雙巧手，而一位老師幫我打開窗戶。」
　面對還在學習階段的年輕人，幫他們的人生開啟一扇窗，在步出校園之後，即便面對各種挑戰，依然可以勇敢、堅定地走向完成自我的道路。這應該是「蔣勳‧美學‧創作教育--1983大度山聯展」，在亞洲大學校園當中的美術館展出，所要訴說的深刻意義。或許，我們能藉由這個展覽，與他們共同再次經歷這段過往，並透過回望的儀式，對當下所面臨的精神困境，找到面對未來的微光。